1946年软禁中的张学良托人，交给周恩来一封密信，多年后内容公布
1946年1月的一天，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（史称旧政协会议）上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，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：希望蒋主席（蒋介石）尽早释放汉卿（张学良）先生。
根据在场一位记者的回忆，当周恩来说完这番话后，现场所有人——包括几名国民党代表，都陷入了沉默。想来，他们是没有预料到，周恩来会在这场的场合提出如此敏感的请求，一时之间不知该作何反应……
参加政协会议的周恩来和张群
直到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有一名国民党代表发言，对周恩来进行了回应。
那么，这名国民党代表是谁，他（她）又是怎么说的呢？
周恩来张学良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
提到周恩来和张学良两人的友谊，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。当时，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发动对中国的侵略行动，一时之间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。
当时的国民政府，在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下，对日本侵略者抵抗不力。几年之间，东北和热河都落入日方手里，连华北都岌岌可危。
而此时蒋介石手下的军队，正忙着对付共产党的红军。1935年秋天，由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被调到西北，在那里与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共同围剿红军。
在率兵与红军打了几仗后，张学良内心逐渐出现抵触：现在日军的铁蹄越来越近，国共两党却还在内斗，岂不是便宜了日本人？
当中共得知张学良的思想发生转变后，便派人与他进行联络。不久，张学良有了联共抗日，一直打到东北老家去的想法。
张学良
中共中央接着又两次派出李克农，前往洛川与张学良进行谈判。一番协商后，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。
已经下了决心的张学良，为了进一步商谈相关事宜，发出了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到肤施（延安）进行会谈的请求。经过慎重考虑后，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带人前往。
1936年4月9日，周恩来和张学良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。两人一见面，就热情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。
周恩来说道：“我是在东北长大的（1910年到1913年秋天，周在沈阳读书）。”
张学良回应道：“我知道，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。”
周恩来一听，感到非常奇怪。张伯苓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人，周恩来是他的得意门生。可周没想到，自己的这位伯乐，竟然还和张学良有渊源。
于是，他好奇地问张学良：“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吗？”
张学良笑着说：“过去我抽大烟、打吗啡，还是听了他的劝告后，才戒除的。因此，我还拜了张伯苓为师。”
接着，张将军又说：“我和你同师。”
听到张学良这么说，现场众人都笑了。这次会谈，便是在这种轻松亲切的气氛中展开的。
这次会谈的成果很大。会谈结束后，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学良的建议，将原本的“反蒋抗日”改成“逼蒋抗日”。而周恩来和张学良两人，也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，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周恩来
后来，曾有人问张学良，对周恩来是什么印象？张学良这样回答道：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不仅如此，周恩来也是张学良一生中，最为钦佩的人之一。
西安事变 两人最后的见面
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与中共达成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的协定后，这三方都在积极准备着抗日的工作，并通过各种方式，试图“逼蒋抗日”。
然而，蒋介石依然坚持着自己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。虽然张杨二人多次谏言，慷慨陈词，他还是不为所动。
1936年12月12日，感到束手无策的张学良和杨虎城，发动了兵谏，来逼蒋介石抗日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。
12月14日，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、秦邦宪、叶剑英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，与张杨二人商议抗日大计。
12月16日，周恩来抵达西安，和张学良重逢。这一天，两人促膝长谈。
周恩来对张学良采取的方针表示赞同，他就这次事变的性质、前景和处理方式，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
周恩来说道：西安事变是一件大事，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了，但他的实力依然还在。现在，西安和南京处于尖锐的对立中。因此，如何对蒋介石进行处置，要非常慎重。
在这一方面，张学良和周恩来意见相似，很快两人就达成了共识。在后来的几天里，他们朝夕相处，紧密配合，一起为抗日救国的事业奔波。
经过各方面紧锣密鼓的协商，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。12月25日这天，由于东北军内部对到底是先撤军（让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先撤离）还是先放蒋争执不休，担心节外生枝的张学良，决定立即将蒋介石放行。
为此，他拉着杨虎城一起，护送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和宋子文，悄悄乘车直奔机场，连周恩来都没有通知。
蒋介石和张学良
当周恩来从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那里，得知此事后，感到非常惊讶。他立即和孙铭九驱车赶到机场，想亲自劝阻张学良，让他不要自己送蒋介石回南京。
可等他们到了机场，才发现为时已晚，蒋介石等人搭乘的飞机，已经腾空而起。看到这一幕后，周恩来不禁扼腕叹息。
后来，周恩来曾跟人说：“唉！张汉卿就是看《连环套》那些旧戏，给看坏了。他不仅要‘摆队送天霸’，还要‘负荆请罪’啊！”
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达南京后，于12月30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，获有期徒刑10年。第二年1月4日，蒋介石向国民政府呈请对张学良特赦，获得通过。这之后，张学良开始了自己漫长的软禁生活。
从此以后，周恩来和张学良这两位为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而携手合作的挚友，就这样天各一方，再也未能相见……
周恩来多次提出释放张学良 张学良向其写过密信
得知张学良被软禁后，周恩来一直记挂着这位朋友。每当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时，他都经常提出释放张学良的要求。
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，作为中共代表的周恩来，又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次和平谈判。1946年1月10日，国共两党代表张群和周恩来，共同签署了停战协定。
同一天，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。
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所致的开幕词中，他当众宣布了四项主张。其中一项，是释放政治犯。
蒋介石致开幕词
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，正在接近黄昏的时候，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军号声。原来，是降旗的时间到了。
听到军号声后，参加会议的各位代表们，都自觉地站了起来。等到号声结束，降旗完毕后，他们才又坐了下去。
此时，周恩来突然进行了发言。他看向现场众人，认真地说道：“就在刚才的霎那间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。要是没有他，就不可能促成我们民族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，也就不会有民族复兴节（12月25日）那天的欢欣情景……”
说到这里，周恩来顿了一下：“这个人，就是张汉卿先生。可这位对民族有功的人，至今依然被禁羁着没有自由，这是不合情理的。因此，我吁请蒋主席尽早释放汉卿先生。”
当周恩来说完这番话后，会场一阵沉默。此时在座的国民党代表有8人，里面不乏孙科、张群、陈布雷这样能言善辩的好手。可此刻，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，被这个出人意料的请求弄得不知所措。
就这样，场面出现了僵持，一度非常尴尬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有人出面，打破了沉默。此人是国民党代表邵力子，他这样说道：“张汉卿和蒋主席，不是领袖和僚属的关系，也不是统帅和部将的关系，而是情同父子般的关系……”
邵力子
邵力子这番话，没有直说到底应不应该恢复、什么时候恢复张学良的自由，而是绕了个弯，提出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。言下之意是，蒋介石对张学良怎么处置，属于父子间的家务事，不需要外人操心。
话已至此，虽然周恩来明白对方是在敷衍，但也无计可施。
然而，这次政协会议，也给周恩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——不久之后，张学良托人，带给了他一封密信。
原来，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，除了国民党、共产党等各党派，还有一些社会贤达。而这些贤达人士中，有一位名叫莫德惠。
这位莫德惠，与张学良关系匪浅。他曾在张作霖手下担任奉天省省长。等张学良在东北主政后，莫德惠又出任了中东路督办。
这次政协会议期间，莫德惠和周恩来有过许多交流。特别是周恩来提议释放自己老上级的事，令他印象深刻。
1946年4月，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，从重庆前往贵州桐梓天门洞，探望生活在那里的张学良，并在那里住了5宿。
在莫德惠见到张学良的第二天，张公开写了2封信，一封给蒋介石，一封给自己的旧部。而在私下里，张学良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密信。
等莫德惠返回重庆后，便将这封密信偷偷交给了周恩来。而此二人，生前都没有对外透露过此事。
直到50多年后，这封密信才得以公布。它没有写明收信人的姓名和称呼，可以看到张学良对此十分谨慎。
张学良
此信的大意如下：别来十年，时为想念，（兄）当有同感。现日寇已经驱出，实（为）最快心之事。尔来兄又奔走国事，再作红娘，原天相（助），早成佳果，此良所视想（者）也。近日友人惨死，数难闻之，为之一痛，只心吊而已。良一切尚好，勿念，余不尽一。
张学良后来说过，自己的一生，几乎都被日本军国主义给毁了。他之所以要发动西安事变，根本原因就是要抗日。所以，驱出日寇，是他平生最快乐的事。在他心中，周恩来是极有才能的人，因此，抗战结束后，他祝愿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取得成功，让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的富强之路。
而在这封信中，张学良似乎也有一些担忧。他提到的“友人惨死”，不仅包括王若飞、秦邦宪、叶挺等人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“四八”烈士，也可能含有之前的其他破坏民主的事件。与此同时，国内的内战危机也有增无减。这一切，都令张学良感到痛苦，担心即将失去来之不易的和平统一的局面。
而正像周恩来在追悼“四八”烈士时所说的：“和平、民主，终将在全中国实现。”在关心国家命运这方面，张学良和周恩来两人，是心意相通的。
果然，不久之后，国共内战还是爆发了。经过几年的兵戎相见，共产党军队逐渐占据上风，并于1949年10月建立新中国；而张学良则被迁移至台湾，只能与大陆隔海相望。
周恩来一直挂念张学良 直到生命最后时刻
虽然被海峡分隔，但周恩来从没有忘记张学良这位故交。可他深知，此时的蒋介石对张学良依然心有芥蒂。如果大陆方面对张过于关怀和称赞，可能会刺痛蒋敏感的神经，导致张学良的处境更加艰难。
蒋介石在台湾
因此，周恩来特意嘱告有关方面和人员，告诉他们所有涉及到张学良的宣传和报道，都一定要严格掌握分寸，必须顾及到张学良的人身安全。
但在周总理心里，对张学良的思念却从未停止。他一直在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，想方设法地了解张学良的情况。每次有台湾方面的朋友前来，周恩来都会托请对方想办法保护张学良，还告诉他们：“如果张学良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，我们以后就不好见面了，不好说话了。”
1958年12月，当周恩来得知，已定居美国的宋子文，来到了香港小住，便立即托人向他传话，推动宋设法释放张学良，或至少改善他的境况。
“北京的一位老朋友”还记得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，宋曾有三条保证：一、停止内战；二、对日抗战；三、确保张杨二人的安全。这位“北京的老朋友”想请教宋先生，这三条保证，如今怎么样了？
宋子文一听，便知道这位“老朋友”是周恩来。他让中间人传回话：前两条都早已兑现了，而第三条，“请转告周恩来先生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实在无能为力，请周先生谅解！”
周恩来听了之后表示：宋子文的话虽然用的是外交辞令，但讲的也都是实情。
宋子文
1961年，为了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，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了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亲属。席间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，谈到哥哥至今还被软禁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。
平素十分稳重的周恩来，此时也为之动容。他高度评价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，称他们是“千古功臣、民族英雄”。而这，也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，对两位将军做出的最高褒奖。
1975年12月20日，重病在身的周总理，已进入弥留之际。这天，他叫来分管台湾工作的罗青长，嘱咐他“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”。而张学良，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。